略论李白《宫中乐词八首》 《清平调词三首》及其它

略论李白《宫中乐词八首》

《清平调词三首》及其它

王定璋

李白于天宝元年（742）至天宝三年应诏入京，作了三年（实则一年零八个月）的待诏翰林。尽管为时不长，却是他首度入朝，亲身经历唐代的政治现实的重要从政活动。对于李白在此期间的思想状况和创作生涯，笔者曾撰专文予以探讨（见《李白待诏翰林时期作品探索》载《天府新论》）。略谓长安三年，无论对李白政治敏感和社会观察力的提高，还是诗文创作的丰富都是特别重要而又意义巨大的。他创作了150首诗文，占其全部作品的七分之一还略强。不少名篇佳作如《行路难》、《鸟夜啼》以及《古风》中的部分作品皆作于此时。

而作于待诏翰林期间的《宫中行乐词八首》、《清平调词三首》却未论及，并非一时疏漏，而是准备以专文予以探新。今毕其愿，呈现出来，望方家匡我不逮。

一

郭沫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撰写的《李白与杜甫》中，对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八首》、《清平调词三首》是完全否定的，认为是李白“歌颂宫廷生活的诗”，不屑一顾。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妨从这些作品文本入手，逐首进行剖析。先看《宫中行乐词八首》：

其一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

诗歌的破题写宫中少女娇小美丽居处华贵。仪态美好而步履轻微，出入于天子宫禁。而“山花”两句则进一步描绘宫女的发髻与头饰，衣着的绣刺。据《通志略·昆虫草木略》载：“雀麦曰石竹……其叶细嫩，花如钱可爱，唐人多像此以为衣服之饰。所谓‘石竹绣罗衣’也。”王琦云：“石竹，乃草花中之纤细者，枝叶青翠，花色红紫，状同剪刻，人多植作盆盎之玩。或以为即药品中之瞿麦，未详是否。唐陆龟蒙《咏石竹花》云：‘曾看南朝画国娃，古罗衣裳上碎明霞。’据此，则衣裳上绣画石竹花者，六朝时已有此制矣。”良是。

至于“每出”二名，当谓美丽宫女出入深宫，伴君王后妃步辇之随从。结句则谓歌舞散后之余韵渐消。

其二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锁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首二句描绘初春柳嫩未青而呈黄金色之初吐也，梨花雪白而芬芳流溢。诗歌展现初春景色极为生动，王琦谓二句本阴铿诗，太白全用之。安旗主编的《李太白全集编年注释》则谓“今所传阴铿集无此二句。”余谓当是今本散佚不全所致。“玉楼”二句谓宫掖中楼台钳玉雕金为之装饰，殿廷以珠宝为之配饰，如此华贵之建筑，只有翡翠、鸳鸯才能出入其中。据《异物志》载：“翠鸟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此暗喻出入居住于玉楼珠殿之人皆非凡不俗。

所谓“选妓”，是指从众多宫女中遴选中妓艺最佳者去伴随雕辇，而“征歌”，也是从善歌的宫女中选择歌喉最妙者。洞房是指深邃的宫室。二句是说在美女如云的宫女中，精选舞姿曼妙和歌声甜美者向君王展示才艺。这样，才有“宫中谁第一？”的结果和“飞燕在昭阳”的答案。

前人诠释此诗，极其重视故事出处，这是很有必要的。王琦注云：《西京杂记》：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昭仪弱骨丰肌，尤工语笑。二人并色如红玉，为当时第一，皆善宠后宫。《汉书》：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悦之，贵倾后宫。许后之废也，乃立婕妤为皇后。皇后既立，后宠少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漆，砌皆铜沓冒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是在昭阳舍者，乃其女弟合德，非飞燕也。

这里，显然是要辩明居昭阳非飞燕而是女弟合德。但是王琦又引《三辅黄图》说，成帝赵皇后居昭阳殿。沈佺期诗：“飞燕恃宠昭阳殿，班姬饮恨长信宫。”古人亦有此误，“飞燕在昭阳”句，盖有所自矣。其实，顾炎武《历代京宅记》卷四亦谓飞燕居昭阳殿。而李白此诗意在表现宫中行乐时的歌舞表演与对舞艺（妓）歌唱高低的评判，而品骘的结果是舞妓（艺）最优者，堪比汉代能为掌中舞的赵飞燕而已。王琦注释飞燕出处和居昭阳殿否是便于读者的理解，也是极为必要的。

其三

卢桔为秦树，蒲桃出汉宫。烟花宜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鸣水，箫吟凤下空。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

卢桔是一种颇名贵而味美的水果。《上林赋》“卢桔夏熟。”郭璞注：今蜀中有给客橙，似桔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华实相继，或如弹丸，或如拳，通岁食之，即卢桔也。《史记索引》：应劭云，《伊尹书》：果之美食，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桔，夏熟。所谓蒲桃，即今之葡萄。《史记·大宛列传》：“宛左右以蒲桃为酒，……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桃肥饶地……”，前二句，即以异方珍奇之植物埘于秦宫汉庭，实指唐王朝之园囿，以彰显宫苑之繁华珍贵。而“烟花”两句谓于斜晖笼罩下的艳丽繁花从中，享醇酒乐曲声而令人陶醉。

至于“笛奏”二句更点明了管乐中龙笛的摇曳与箫声的悠扬。马融《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己，龙鸣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张铣注：羌，西戎也。其人伐竹未毕之间，有龙鸣水中，不见其身，羌人旋即截竹吹之，声与龙相似也。此外，《荀子·解蔽》：“诗曰：凤凰秋秋，其翼若干，其声若箫。”而结构是谓君王宫中行乐聆听乐曲美妙和醇酒香浓之际，如与万民共享就更完美了。关于结句，敦煌残卷作“何必向回中”，而两宋本、缪本、胡本俱作“何必向回中”，或作“在回中”，似乎又没有独乐乐和众乐乐之意。然则“还与万方同”显然更胜一筹，当为两种异文并存所致。

其四

玉树春归日，金宫乐事多。后庭朝未入，轻辇夜相过。笑出花间语，娇来烛下歌。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姮娥。

玉树之典出自《汉武故事》，据《艺文类聚》载：“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树，以珊瑚为枝，碧玉为叶，华子青赤，以珠玉为之，空其中如小铃，锵锵有声。”其实这里诗人以玉树来赞美宫苑中树木之名贵，佳善。破题二句夸赞宫中环境优雅，娱乐项目丰富多彩。“后庭”一联，写朝罢入夜之后，众宫娥扈从轻辇赴花间的情景。“花间”以下四句，则表明宫中乐事是欢歌笑语于明月之下，确为饮酒作乐的美好氛围。所谓姮娥乃借喻宫中伴君娱乐的美女，《淮南子·览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因宫中行乐于皓月普洒之下，故以姮娥喻之。

其五

绣户香风暖，纱窗曙色新。宫花争笑日，池草暗生春。绿树闻歌鸟，青楼见舞人。昭阳桃李月，罗绮自相亲。

此诗开篇两句，摹写宫中于香风中吹拂之际迎来新的晨曦。而“宫花”一联渲染春日艳阳的和煦里百花竞吐与池草更新的旖旎景色所谓“笑日”即为春日下花开之灿烂。刘勰《新论》：“春葩含日似笑，秋叶泫露如泣，”可证。而“池草”也由谢灵运《登池上楼》：“池上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化出，却自然贴切，极具新意。至于“绿树”以下四句，则紧扣宫中行乐主题，啁啾于绿树丛中的鸟声美妙如歌，与青楼中起舞翩翩的舞女相伴成趣。如此的乐事直到月色露容才散去。

这里需对青楼出处予以说明。《南史·齐东昏侯纪》：“武帝兴光楼上施青漆，世人谓之青楼。”所谓青楼，当指美人所居装饰典丽华贵之楼，而非后世所指妓院。其实，早在三国时期，曹植《美女篇》即有“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施肩吾《春日亲早朝》也有：“绣衣年少朝欲归，美人犹在青楼梦。”不过，《玉台新咏》八南朝刘邈《万山见采桑人》诗：“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则以青楼指妓院。

其六

今日明光里，还须结伴游。春风开紫殿，天乐下珠楼。艳舞全知巧，娇歌半欲羞。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

在阐释此诗之际，首先应对诗中典故稍加疏解。明光：即明光宫。《三辅黄图》：“武帝求仙，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而紫殿亦为帝王宫殿。”《三辅黄图》：“汉武帝起紫殿，雕文刻镂，黼黻以玉饰之。”此诗前四句写宫中结伴游乐于豪华的宫殿之中诸人之欢畅娱悦。而后四句则表现宫娥舞女的精湛舞艺与美妙歌喉，以及歌舞表演之后的娱乐活动。所谓“藏钩”是一种参预性的娱乐游戏，起源颇早。《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引《风土记》：“义阳腊日饮祭之后，叟妪儿童为藏钩之戏。分为二曹，以效胜负。若人偶即敌对，人奇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名为飞鸟，以齐二曹人数。一钩藏在数手中，曹人当射知所在。一藏为一筹，三筹为一都。”据《采兰杂志》介绍，每月下九，置酒为妇女欢，很受参预者喜爱。藏钩起源于汉代。《汉武故事》：钩弋夫人少时手拳，帝披其手，得一玉钩，手得展，故因为藏钩之戏。

其七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宫莺娇欲醉，檐燕语还飞。迟日明歌席，新花艳舞衣。晚来移彩仗，行乐好光辉。

此诗首四句写春归大地，万象更始，残梅随寒雪逝去，春风伴柳色而吐新。莺啼令人陶醉，檐燕衔泥喃语。后四句则进一步烘托春日渐长而带来暖意，新绽放的花朵映衬下的舞衣更觉艳丽光鲜。当此之际，晚霞映照里的宫中仪仗，正是行乐欢娱的良好时机。

其八

水绿南薰殿，花红北阙楼。莺歌闻太液，凤吹绕瀛洲。素女鸣珠佩，天人弄彩毬。今朝风日好，宜入未央游。

诗歌中之南薰殿、北阙楼、太液、瀛洲、未央宫等皆为宫庭中之建筑与景物。而所谓“水”也是兴庆宫中之龙池水。《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兴庆宫……北面三门，中曰跃龙门，其内瀛洲门、南薰殿、殿南即池。据《史记·高祖本纪》：“肖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李白此诗中的建筑与景观当为其时实景。首四句以南薰之水，北阙楼之花，太液池畔之莺啼，瀛洲水际的凤鸣为铺垫以烘托宫中行乐的美妙背景。而结尾四句则在此背景之中，以衬托素女（神女名，《史记·封禅书》“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这里指善歌舞的宫女）抚琴瑟而弄彩毬的欢乐场景，以结束全篇。至于如何评价这八首词，容下文再议。只是《本事诗》称《宫中行乐词》十首，在唐末五代时已不全了。《才调集》选辑《宫中行乐词》三首，即“卢桔”、“寒雪”、“水绿”。于《紫宫乐》题下列“小小”、“玉树”、“柳色”、“绣户”、“今日”五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状貌了。

二

《清平调词三首》也是李白待诏翰林时的作品。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此为李以清平调为乐律所填的歌词。首二句谓以云为衣裳沐浴于和煦春风里又为露珠所浸润的花朵是何等艳丽可人。后两句则谓如此之奇葩，只有群玉山之仙女和居住于昆仑瑶台西王母宫中佚女始可与之媲美并称了。王琦说“《通典》：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之遗声也，汉代谓之三调。而《唐书·礼乐志》，俗乐有二十八调中有正平调、高平调，则知所谓清平调者，也其类也。”其说可从。今人任半塘《唐声诗》下编说《清平调》首创于玄宗天宝年间，乐律在古清调与平调之间，别名《清平调》。准此，太白清平调三首是依声所填的歌词。

作为皇帝侍文的李白奉诏而作的作品，《太真外传》对此词的写作背景有所介绍：“开元中，禁中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数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宫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辇从。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一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遽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立进《清平乐》词三章。承旨犹若宿酲，因援笔赋之。龟年捧词时，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词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颇黎七宝杯，酌西凉蒲桃酒，笑领歌辞，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妃饮罢，敛绣巾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

这段资料非常重要，不仅为我们理解这首词作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我们廓清众说纷纭的歧见以必要的支撑。而《太平广记》卷二、四引韦壑《松窗录》载录此事大同小异，为避文烦，不再引录。

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此词所咏为何？说者纷纭，几成聚讼。其引发歧义者为云雨巫山与飞燕比喻。关于云雨巫山之原典为宋玉之《高唐赋》序：“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李白词首二句谓红艳美丽的花朵散发出氤氲的馨香，较之云雨巫山虚幻飘渺的欢会是更为真实动人。后二句也是比拟虚写，如果一定要寻求其与之相似的比拟对象的话，只有身轻如燕美艳迷人的赵飞燕，差可比肩。

然而历代研究者对此理解分歧颇大。杨齐贤云：“乐史《太白遗事》曰：白既为此词，太真尝吟之。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曰：‘始以妃子怨李白入骨髓，何独拳拳如是邪？’妃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妃颇然之。上尝三欲命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太白遗事》乃小说家言，未可引以为据。肖士贇曰：“传者谓高力士指摘‘飞燕’之事，以激怒贵妃。予谓使力士知书，则‘云雨巫山’不尤甚乎？《高唐赋》序谓神女尝荐先王之枕席矣，后序又曰襄王复梦遇焉。此云‘枉断肠’者，亦讥贵妃曾为寿王妃，使寿王而未能忘情，是‘枉断肠’矣。诗人比事引兴，深切著明，特读者以为常事而忽之耳。”

显然肖士贇将此词之用典坐实为讥剌明皇与贵妃的欢会。《高唐赋》所述乃虚幻梦境，怎比得玄宗拥有之杨妃之现实！惟其如此，才以实贬虚，也才有“枉断肠”之谓。唐人大抵都以宋玉之言为梦幻“巫山云雨”只是一种迷茫的愿景，而非真实存在。李商隐《无题》“神女生涯元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明确指出巫山神女虽美却非现实的，不过是飘渺神话。惟其虚幻，才显得现实的珍贵。以飞燕取喻，是指其美貌绝仑与伎艺尤其是她的舞艺之出众而言的。再说，飞燕受宠于成帝为婕妤，最后还立为皇后，以此喻贵妃，何言“贱之甚矣”。至于飞燕结局不佳，也非贱矣。

其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这首词意不难理解，首二句赞美名花牡丹与杨妃的艳丽，深得玄宗宠爱。至于后二句，乃以空灵之笔描写开心写意之后的莫名惆怅与欢娱之余的欠缺。究竟是何种具体的内涵呢？只有留给吟唱者自己去玩味与琢磨了。

《宫中行乐词八首》和《清平调词三首》是李白待诏翰林时的作品中专咏宫中事的诗歌。前者原注“奉诏作五言”，后者也是以皇帝侍文的身份所填的供宫廷咏唱的歌词，明白李白写作背景显然有助于对以上作品意蕴的探索。如前所述，《宫中行乐词八首》都是写宫中行乐，“小小”一首重点写宫女的衣饰装束；“柳色”展现宫中歌舞表演，“卢桔”反映的是器乐演奏；“玉树”显示的乐事多的金宫；“绣户”描写宫中美景；“今日”则是歌舞罢后藏钩游戏；“寒雪”歌舞娱乐；“水绿”天人即美女打彩球游戏。这些作品确如郭沫若所说“都是歌颂宫廷生活的诗。”李白奉诏而作的作品当然是典型的“遵命文学”。这些作品词彩华美，典丽精工，内容健康，情趣雅洁，所表现的宫中娱乐生活与休闲方式也是多姿多彩，高雅华贵。这与盛唐气象和开元、天宝盛世颇为合拍，也就是他在《古风》中所称“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之意。

“国容赫然”非李白妄言，开元天宝间的唐代，无论国势之强盛，经济之繁荣，社会之稳定，民众之满意度以及疆域版图的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天宝元年：“是时天下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当时’天下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同上）之多。杜甫不也吟诵“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称赞盛唐气象吗！

不必过多征引资料，开天盛世是史不绝书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感受到盛唐的气息，又置身于皇帝身边的翰林待诏的李白，受皇帝之诏命，写下了歌颂宫廷生活的诗意，应当说于情于理都是无可厚非的。也是遵命文学的必然。然而却遭致一些无端的指责。黄彻云：“世俗夸太白赐床调羹为荣，力士脱靴为勇。愚观唐宗渠渠于白，岂真乐道下贤哉？其意急得艳词蝶语以悦人耳。白之论撰亦不过玉楼金殿鸳鸯翡翠等语，社稷苍生何赖？就使滑稽傲世，然东方生不忘纳谏，况黄屋既为之屈乎？说者以谋谟潜密，历考全集，爱国忧民之心如子美语，一何鲜也？力士闺闼腐庸，惟恐不当人主意，挟主势驱之，何所不可？脱靴乃其职也。自退之为蚍蜉撼大木之喻，遂使后学吞声。余窍谓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巩溪诗话》）

黄彻喜好杜甫是个人兴趣，然则此论极为偏颇。李白以宫廷行乐为内容的诗，的确不关苍生社稷，可也并非不屑一顾。盛唐升平，宫中行乐是客观现实。李白作品并无阿谀奉承之成份。孔子对于诗歌，主张“兴、观、群、怨”的见解，对诗歌表达情志所能发挥社会作用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大概黄彻将其遗忘。所谓“兴”按朱喜的解释是“感发意志”，是指诗歌对读者有启发感染的作用。《论语·八佾》：“‘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对于《诗经·卫·硕人》中描绘庄姜高贵美丽的诗歌大加称赏，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此诗“千古颂美人者，无出其右，是为绝唱。”为何李白的宫中行乐词竟成了“艳词蝶语”了呢？诗三百中诸多表现妇女美丽的诗歌一直传诵不衰，黄彻为何视而不见，发此迂阔之论！

李白待诏翰林时创作了一百多首诗，除了上述作品之外，绝大多数皆为反映现实，抨击时弊之作，如《古风》中的一些篇章，《行路难》等。且多抒发政治愤懑之章，如《江上吟》以及以古鉴今讥刺时政的咏史诗，怎么目盲耳聩地乱说一通！退言之，如果李白集中满眼皆为讥刺怨怼之章，首首全是苍生社稷，文学史上还有李白的地位么！等而下之者，为贬损李白，竟然为高力士忌贤妒能张目！真不可与之讨论了。

倒是喻文鏊《考田诗话》说了几句公道话“黄彻《巩溪诗话》谓李、杜齐名，而太白集中爱君忧国如子美者少。然《蜀道难》《远别离》，忠爱之忱，溢于楮墨；《战城南》《独漉篇》《梁父吟》等作，亦寓忧时之意。然其天才纵轶，出入变幻，令人莫可端倪，且凡不能显言者，每隐言之，是其忠爱之心，不能已也。至《宫中行乐词》一曰：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一曰飞燕在昭阳。一曰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既规讽之，又深警之。待以玉楼、金殿、翡翠为艳词，则失之矣。”

尽管不少人贬低李白《宫中行乐词》的价值，其实蔽于狭隘的。“怨剌上政”传统诗教的影响。孔子在强调怨剌时也未偏废“兴、观、群”的意义。其实，在唐代的诗歌选本中，确有《宫中行乐词》被辑入其中者，如《才调集》和唐写本《唐人选唐诗》，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至于《清平调词三首》，不仅当时即享有由皇帝亲自以玉笛倚曲伴奏，贵妃领唱的殊荣，而且社会上也广为流传。周珽云：“太白《清平调》三章，语语浓艳，字字葩流，美中带刺，不专事纤巧。家澹翁谓以是诗合得是语，所谓破空截石旱地擒鱼者。”（《唐诗选脉会通》）评价是相当高的。

值得注意的是《清平调词》是李白奉诏为明皇所填的歌词，如前所述其词美艳流畅，并不包含所谓讥剌。肖士贇等人附会词中讥讽极为穿凿。为此，王琦驳之曰：“力士之谮恶矣，肖氏所解则尤甚。揆之太白起草之时，则安有是哉？巫山云雨，汉宫飞燕，唐人用之已为数见不鲜之典实。如二子之说（杨、肖），巫山一事只可以喻聚淫之艳冶，飞燕一事只可以喻微贱之宫娃，外此皆非所宜言，何三唐诸子初不以此为忌耶？……若《清平调》是奉诏而作，非其比也。乃敢以宫闱暗昧之事，君上所讳言者，而微词隐喻之。将蕲君知之耶？亦不蕲君知之耶？如其不知，言之何益？如其知之，是批龙之逆鳞而履虎尾也。非至愚极妄之人，当不为此。”（《李太白全集》）真可谓精辟之至。

要之，李白上述作品，确以精雅典丽之笔，展现了盛唐气象和宫中娱乐生活与休闲的健康方式，是值得我们珍视并认真赏析研究的。郭沫若是我很尊敬的渊博学者，《李白与杜甫》问世于极左思潮横行的特定年代，他对《宫中行乐词》等不屑一顾，可能并非其由衷之言。他对李白研究有独到的见解，笔者曾撰《郭沫若对李白研究的贡献》作过探索，这里就不再饶舌了。